它是民主主义和权力集中辩证统一的政治理念，在宪法中予以了规定。

有关信度和效度的具体介绍，可以参见任何一本社会调查教材或者计量经济学教材。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任何单一角度来认识现实世界都会不可避免地犯片面认识错误，只有从丰富的生活中去观察法律及反馈法律，法律才能渐入佳境。

此外，由于有着长期发展历史的民商法学对于社会经济生活有一套自己的独特解说体系，法律推理和论证也有着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因此，源于罗马法的西方民商法学在中国移植的过程中，其为我国法学研究取得区别于我国原有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因素的政法法学传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19]（美）库尔特·勒布、托马斯·盖尔·穆尔编：《斯蒂格勒论文精粹》，吴珠华译，第56页。因为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工具分析法律制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因此，法律人引入法律经济学思维的起点应该是传统法解释学碰到的争议和疑难问题亦即真问题，而非为了对一些已经被大家接受、不存在疑问的规则问题亦即假问题提供所谓的经济学解释。可见由法律人的视角和法学研究的需要出发进行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是经历了法律———经济———法律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只要在物权法研究中与其它部门法的学者一起交流思想，引入经济学等其它专业的知识，运用各自的理论对对方观点进行逐一研究与梳理，相信这种相互对照与借鉴的方法，可以弥补各自领域学者的理论不足与片面，有助于不同学界对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澄清概念、统一认识、互取所长，[14]这样才能更有助于物权法的制定。比如，违约金作为一个经济学问题的解决必然牵涉到经济学理论，牵涉到的基本参照系则是科斯定理（零交易成本下财富最大化的理想状态）。另外，心理学家伯替曾经针对这一主题写过一篇法律评论文章。

尤其是有全球560多名会议注册者参与了此次会议。因此，仅仅知道何种类型的审前公开能够影响陪审团是不够的，例如，（还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以及媒体是怎样影响他们做出决定的。（一）、花易其名亦芬芳？领域的命名与释义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引起诸多困惑与关注的问题：法心理学这个领域该如何称呼。Training and credentialing in forensic psychology.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8, 217-232. [80] Brown, M. R. （1926）。

在将心理学应用到法律制度的研究中，都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更不要说共同课程了。[57]毫无疑问，法律现实主义的失败，和对其它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应用一样，对法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激冷效应

例如，法心理学在介绍心理学的课本中仅在无关紧要处会有所提及。Law school: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890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在本文前言中很多观点来自于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Bersoff, D. N. （1996）。尽管对数据解释有合理理论的差异和分歧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教条地违反科学基本准则并不会有助于我们法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心理学家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美国心理学协会，1992）中的道德标准1.04（能力界定）表明心理学家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提供服务，进行教学和开展研究，这些工作都必须以他们自身的教育、培训、被指导的经历，或者合适的职业经历为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维纳（Wiener）和他的同事们发展出一种被他们称为社会分析法学（social analytic jurisprudence）的模型。甚至在法心理学活动发生最多的临床法医心理学（clinical forensic psychology）中，考虑到所涉及的独特法学与理论视角，评论家们注意到了临床心理学家们工作的困难。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 Recommendations for lineups and photospread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2, 603-647. [76] Grisso, T. （1986）。近来，欧洲法心理学协会和美国法心理学协会商定在2003年召开另一次联合会议。

Social analytic jurisprudence and tort law: Social cognition goes to court.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7, 503-551; Wiener, R. L. （1995）。Law and psychology in Canada: The need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Canadian Psychology, 31, 61-73;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Bersoff, D. N. （1996）。

[55] 在后见之明的优势和推测之下，一些作为运动衰落的可能原因要素浮现了出来。只有当心理学能够提供实证有效以及可靠的研究发现时，才能让法庭不将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场域中的论证拒之门外.[108]我不确定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是否比在心理学中的其它领域更容易采用教条的立场，但事实是，在此领域中的研究和实践的许多子领域中，无论是对于暴力风险评估的工具选择，记忆恢复的争论，还是更为世俗的事务——我们存在重要的分歧。

不幸的是，如我将在下文解释到的，闵斯特伯格教授的著作并没有被律师们或社会科学家们公开接受。它对黑人和白人是否能够一起或分开接受教育的问题作出了最终裁决，推翻了1896年普莱西诉佛格森 （Plessy v. Ferguson） 一案的裁定所确定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 原则。Reforming the law: Impact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New York: Guilford; Ogloff, J. R. P. （1990）。通过参与法心理学家们的专业协会以及完成法心理学正在开展的研修教育，经过这样之后的法心理学家能够协助确保他们增长技能，以使他们能以有竞争力的方式从事他们的工作（参见道德标准1.04,关于心理学家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的能力界定，美国心理学协会，[APA],1992）。电子邮箱：wangruonan33@163.com. 本文原文发表于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24 No. 4 （August 2000） pp. 457-483,经作者同意，本文译者首次将论文翻译成中文。[20]除了这个著名引用外，霍姆斯在他的一些见解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他的见解受到了心理学的直接影响。

On the witness stand: Essays on psychology and crime. New York: Double- day. [36] Cairns, H. （1935）。Legal psychology: Psychology applied to the trial of cases, to crime and its treatment, and to mental states and processe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Burtt, H. E. （1931）。

Law school: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890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54] Melton, G. B., Monahan, J., Saks, M. J. （1987）。[113]正如斯莫尔的研究结果所证实的一样，尽管再三地提倡拓宽学科范围,[114]法心理学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依旧停留在陪审团裁决和目击证人的证词这两方面。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到1940年左右间，第二次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持续至今。如同我们讨论过的许多具体问题，心理学的许多知识已经有很多为法学所用。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Grisso, T. （1991）。[59]然而，如同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那样，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法心理学运动才开始朝现今的运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39]著名的行为主义科学家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 B. Watson）[40]注意到，当相关研究能被应用时，法官会把心理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融合进法律中的。麦尔登敦促法心理学家们要注重‘像律师一样思考，并且即便是不能成为法律界人士，但也要变成一位惬意的客人.[94]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想要在法律界感到舒适，比起接受法心理学培训，特别是那种提供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系统化知识的培训，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很多作者已经认识到了法心理学的培训与教育的重要性。

The law does not live by eyewitness testimony alone.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0, 279-280; See also Tremper, C. R. （1987）。[58]事实上，涉及法律中坚持社会科学重要性的乐观主义和开放主义，标志性的思想家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和罗斯科·庞德到了20世纪40年代，逐渐减少了。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y and Lo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1, 314-355; Schlegel, J. H. （1979）。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p. xiv. [52]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p. 172. [37] Cattell J. M. （1895）。此外，其它的一些活动，诸如用于教学的法心理学主题的一系列录像带正在制作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曾说过在我们寻求很多的团体成员代表时，似乎通常是减少白人男性服务于委员会或者在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选择的要求来进行。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273-298; Tapp, J. L. （1976）。——译者注 [2] Cairns, H. （1935）。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40%的美国法心理学协会成员是律师。

A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5, 213-231; Monahan, J., Loftus, E. F. （1982）。[54]总而观之，法心理学运动的第一步远比通常认为的和已报道的更为意义深远。

就其本身而论，美国法心理学协会（而不是第41学会的成员）整体成员都是律师成员。New York: Simon Schuster; Purcell, E. A., Jr. （1973）。

Law and psychology: The broadening of the discipline.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Bersoff, D. N. （1996）。Soci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human interaction.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Bacon; Smith, E. R., Mackie, D. M. （1995）。